[7][美]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段保良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1页。
（二）组织法的保障与行为法授权不协调 一般来说，组织法为乡镇行使职权提供人财物的保障，而行为法则进行具体的授权，两者应当协调起来。其次，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制定和完善地方政府组织法体系。
比如，根据《地方政府组织法》第59条和第61条的规定，环境和资源保护、城乡建设事业、民族事务这三大领域的行政管理职能属于县级以上政府的职能，[2]但在实践中许多地方却通过政策性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这三项职能转移给了乡镇政府，这在环境保护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地方甚至已经据此对乡镇进行了问责。基层区域一般都没有行政中心，也并不处于一个明确有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行政等级中，同时基层区划一般并不负全面之责，它们或者是出于自然地域上的安排，或者是出于赋税征收或治安的目的而建立，机构设置并不相同。其法治化建设除了本文讨论的法治建设的路径外，还有职权的科学配置、工作人员法治素养的提升等，限于篇幅，本文对这些问题暂不作讨论。为了保证权责清单的实效性，在制定权责清单之前，先要对现有的有关乡镇政府授权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需要废止的及时废止，需要增加的及时通过相关的立法加以完善。薛刚凌：《行政组织法发展缺位之探讨》，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11页。
1954年《宪法》规定了省、县、乡三级的地方行政区划，奠定了建国后的地方政府层级的基本形态，其中乡是基层政权的最主要形态。现行的《地方政府组织法》就是于1979年7月1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并于1982年12月10日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正的。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
[73]如果沃格林能够活得久一点，也许可能会赞同福山的此种论证。第二，现代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定在欲望之人和个体之人的基础之上的。三是理性之人，即对节制的渴望。[37]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67页。
诚如上文所讲，我们可以简单地将真理或者神学理解为社会自我解释或者意义赋予。[42]因为，后两者即人类学真理和救赎论真理告诉了我们关于人和历史的两件事：一是，人可以扮演一个理性的神思者和实践的主人角色，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伟大的。
著名的精神分析理论家弗洛伊德曾指出，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人的性欲望是可以被改造的，最终基于特定对象的欲望转变为对多个对象的欲望。[美]尤金·韦伯：《沃格林：历史哲学家》，成庆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摘要: 《新政治科学》是沃格林构建庞大思想体系的学术宣言。在1951年的若干次讲座中，仅以代表、真理以及现代性为例作出了分析。
[5]简言之，发现的任何知识都应该以经验作为支撑。因为存在一定是有形式的。（三）现代性的病因诊断：灵知主义的兴起及其世俗化 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理论，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正如他在分析存在意义上的代表问题所强调的。[36][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沃格林就此评价道：韦伯知道他想要什么，但不知何故就是不能突围而得之。[43] 对此，沃格林在罗马帝国里的代表之争这一部分讨论了罗马帝国里有关代表的争议问题。
3个时代分别迎来了俗人的生命、祭司的生命、修道士圆满的生命。作者简介：秦小建，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26] 就这个意义而言，就出现了代表的两种类型：（1）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其二，把现代政治思想中所显现出来的不合理论证视为一种神学思维的世俗类型。后来，因为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以及其反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政治立场，辗转瑞士后流亡美国。很多研究在没有一个科学的理论前提下，就强行展开对材料的解释。新文化不断被创造，是因为随后加入人类族群的个体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做出类似的牺牲。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最重要的是，他重申了一个古老的命题：人与政治的基本关系。
美国学者保罗·卡恩（Paul W. Kahm）就专门讨论过自由主义对爱和牺牲的遗忘，要求要把它自己（自由主义）的位置摆正。[23]同上书，第39～40页。
[41]这一分殊化的过程，是政治科学理论必须要把握的，即必须把对古希腊和基督教的传统经验予以考虑。他们认为，是罗马没有遵循自己多神教的传统，而信奉基督教遭遇神的惩罚。
之所以如此，源于实证主义的两个基本假设：其一，对外部世界必须采用数学那种精确的方法才是科学的，才能获得成功。第二，如何界定政治科学。
[74] 如果说，沃格林要突出人的有限维度。沃格林以清教徒在新教改革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为例进行了分析。这两种假设导致的问题是：对现实的研究，只有在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时才有资格称为科学，以其他术语表述的问题都是虚假问题，尤其是不该问不能用现象科学的方法来回答的形而上学问题，不能通过典范方法来探索的存在领域是不相干的，或者更极端地说，这种领域并不存在。（1）形成了3个时代前后相续的历史观。
[69]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7页。更重要的是，代表制作为一种符号话语，按照沃格林的框架，实际反映了社会对于存在状态的一种自我解释和意义赋予。
[59] 由于，12世纪（中世纪快要结束）西方文明的变迁，世界开始进入世俗化时代，必须通过填补新的经验替代品，来补救这种不确定性。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政治系担任为期一年的讲师，几次兜转后于1942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政治系获得稳定的工作，曾在1958年回到德国慕尼黑大学亲手创办政治学研究所，十年之后回到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教书，退休后直至1985年辞世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居住。
我们对公法理论的阅读，尤其是经典作品也大都会从启蒙时期的作品（如《政府论》、《利维坦》、《社会契约论》和《代议制政府》等）开始读起。[2]引介性的著作包括一本传记、两本导读：[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美]保罗·卡恩：《政治的神学：新主权四论》，郑琪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一、政治科学范式的旧与新 所谓范式，是指在常规科学研究中，某个学术共同体所共同承认和应用的特定概念、理论和方法，其构成了研究的前提和模型，功能在于为未来加入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员提供基础。[70]参见[美]凯瑟琳·扎科特、迈克尔·扎科特：《施特劳斯的真相：政治哲学与美国民主》，宋菲菲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4～93页。
除此，其讨论的超越实在代表—存在代表—宪法法律代表—代理的复合代表问题，也可能帮助理解中国宪法体制中代表问题。基督教提供了一种有关超越的圆满的目标性运动，即俗世的历史进步。
——霍布斯：《利维坦》，第十三章论人类幸福与苦难的自然状况[68] 也就是说，现代政治理论对于人的理解，已经走向了歧路。早期帝国（如蒙古国）都采用此种符号话语，甚至连今天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此种真理遗迹的世俗化形态。
[53] 这一套的神学观念符号最终得以在现代社会被保留下来，它们转化为四种比较重要的符号话语。宪法既要发挥人的所有维度，又要抑制一些维度，并通过宪法实施将此种设定充分发挥出来。
